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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尽可能多地讲述“生命的秘密和讯息”“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8月20日，作为“首届山东省全民阅读大会暨齐鲁书香节”的重要活动之一，著名作家张炜长篇小说《河湾》新书分享会在山东书城举行。《河湾》是张炜写作长河中的第23部长篇，他想在这部小说中尽可能多地讲述“生命的秘密和讯息”：今天的每个现代人时刻接收着大量冗杂的信息，在这样匆促的生活里，一个人通过语言和文学艰辛地抵达思想的奥秘，才显得更为珍贵。《河湾》积蓄更为深刻的哲思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河湾》是作家张炜沉潜五年创作的最新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主人公傅亦衔在体面的表层生活下追寻超脱凡俗的“异人”，在目睹好友的挫败和恋人的蜕变后，独自走向河湾重建生活的人生历程。作为半个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张炜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关注着他所生活和穿行的“半岛”与中国。在《河湾》这部小说中，“半岛”仍然是小说人物流浪、寻觅、经营生活的地点：小说主人公的父辈们曾在“半岛”的土地上奔走，小说以文学的方式发掘不被史书记载的过往；而同一片土地上，人们仿佛站在当代生活的分岔路口上。《河湾》堪称张炜长河式写作中的一处回漩迂曲的景观，在河湾处沉淀激情，积蓄更为深刻的哲思，从往日转折流向当下生活。《河湾》中，张炜悉心描绘了追求超脱凡俗的“高人”和“异人”，那么什么是“高人”？张炜说，“他们是难以遇到，也难以被复制和学习的人，能够在时代从众的潮流里，脱离到一边去过自己的生活。高人，最能够摆脱潮流，最能够活出自我，最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热情、语言、动作、思想以及强烈的诱惑冲击之下，回到自己的角落进行思考和判断。”张炜还向读者们分享了创作《河湾》的过程，在写作中，他关掉了手机与外界隔绝，写到头发很长、胡子拉碴，因此还被朋友笑称是“住在山洞里”。张炜称提笔写这部长篇的初衷，是为了尽可能地真实、准确记录和再现自我生命河流里的这一段：“一个作家写多了就难免有重复感吗，实际上是不会的，因为每一段生命的河流都是不同的，而每一个人是不同的河流，不会重复。重复的创作一定是记录方式出了问题，记录的心态也出了问题，是因为写作者不愿意动脑、不诚恳、不渴望最有深度和温度的真实交流。你如果足够朴实、足够诚恳，你今天的生活和昨天的生活一定是不一样的。《河湾》就是记录我这些年来的主要思考和经历。我们为什么要阅读和思考？就是因为我们珍视生命，不愿意无意义、廉价地度一天天的生活，我们要跟最有意义的生命去对话，去寻找最能够吸引我们的生命奥秘。”读书的目的是与高人做朋友借由《河湾》的创作体会和思考，张炜再次谈到“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好书应该是什么样的”等问题。张炜说，讲到人和书的关系，实际上每一个人就是一本大书，一本由好多章节结构起来的书，而不同的书的表达和外在形式都不一样，有时候一些人一生沉默、话语很少，但同样是一部丰富的大书，只是我们没有读懂或没有更多机会和其交流；和书的交流，其实就是和生命的交流、和人交流，最有魅力的是人，最有魅力的也是书。“我写过一本书叫《告诉我书的消息》，关于书的消息就是人生活中的大消息，所以我见了朋友第一句话就问他读没读到好书。读书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书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品，它不是我们生活中一般意义上的事物，在我眼里，书简直就是一个奥秘无穷的关于生命秘密的堆积，是信息的堆积、消息的堆积，是最能够吸引你生活下去的最丰富的生命矿场。”那么什么是好书？张炜说，有的人作为一部书很无趣，它流露和传递的生命信息艰涩、重复、浅薄，你不愿意去倾听这些信息，真正的生命信息应该是足够生僻、有趣、丰富、深邃和特异，读一部书实际上就是读一个人有多少奥秘。“哪一本书透露的生命接缝处很难表达的隐秘越多，它就是好书。隐秘不是简单的隐私，是一个人对爱、权力和金钱等事物的看法，是他如何对待既不可忍受又欢乐无比的生活。而哪一本书在讲大同小异的从众的故事，它就是平庸的书。”张炜说，好书是很难遇到的，有多少书是令你惊讶、感慨、如饥似渴害怕读完的？有那种阅读吗？很难很难。“人们孜孜追寻好书的目的是什么？一部书最大的主人公就是作者，读书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企及那个在现实中够不着的卓越的‘高人’，强拉硬拽的要和他交朋友，要和他相处，要和他一起生活，这才过瘾、才有意义。如果我一生写出了这样一本书，我觉得也值得了。《河湾》是我第23次以长篇的形式作出的努力，去书写尽可能多的生命秘密，希望读者会觉得有意义，不会浪费时间。”“文学有能力大于生活”《河湾》新书分享会上，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马兵指出，《河湾》关注着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现代性征候：“倦怠”，并不懈地追问：造成这种忙碌而不幸福的状态的原因是什么？摆脱“倦怠”如何可能？“倦怠确实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的人都很忙碌，我们见面打招呼，都说最近忙吗？大家都很忙，可是为什么忙来忙去，所有人都感到不幸福，这种忙碌而不幸福的状态，背后到底是什么？张炜老师用一部非常好的文学作品，来回答了这个问题。《河湾》的主人公傅亦衔、洛珈、苏步慧等呈现的个人化困扰，背后辐射的其实社会公共命题。小说最打动我的是，回答了该如何去面对倦怠，如何去对抗倦怠。”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顾广梅用“举重若轻”来概括小说《河湾》的气质，认为它用极轻的笔触书写时代中每个个体的生命经验，这些个体经验又汇成极重极大的整体精神的气象，在这个意义上，生活无处不是“河湾”，现代人的心之所至即是河湾；《河湾》证明了“文学有能力大于生活”。对于《河湾》的独特魅力，顾广梅称：“《河湾》的文字呈现两极的艺术张力，一种是强大的、理性的、哲学高度的气息；一种是激情澎湃、血肉丰满的，来自凡俗肉身，可以用我们的呼吸与之打通的生命实感，比如痛苦的、焦灼的、倦怠感的东西。我们每一个读者都会被这部小说的艺术力量、文学的力量召唤到场，我们突然发现，它竟然有力量汇集了一个时代，把我们所有人的心汇集到一起，这是大作家才有的书写能力和写作魅力。”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月斌认为，《河湾》貌似是一部个人的成长史、精神史和心灵史，记录和预言的实则是时代的变迁，张炜小说的主人公在时代的巨变中，永远在用青春的状态思考、生长、寻找适合自我生长的安身之地。“张炜老师一辈子也是在写一本书，就是写一个作为‘50后’的成长史、精神史，而从《古船》到现在，这四五十年中国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物质精神的变化也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体现。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和时代有紧密的联系，不光有艺术风格的变化，而且有对时代的精彩把握。”（大众报业·齐鲁壹点）

如何办本好刊物，当个好编辑？阿来现身说法    阿来不仅是著名作家，也曾在阿坝州的文学杂志《草地》担任编辑，后从《草地》编辑社辞职，应聘到成都《科幻世界》杂志，从普通编辑干起，两年后成为《科幻世界》杂志的主编。12月7日，在第四届全国文学名刊专家论坛暨2021年四川省文学期刊联盟年会上，阿来分享了很多关于如何办好刊物，如何做一名优秀的编辑的想法。什么样的刊物才算是好刊物？阿来谈到，自己有将近20年的编辑生涯。除了是编辑的身份，自己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者，从一个不知名的作者，到渐渐著名的身份，他与不同的刊物编辑有了各种交往，这当中，也对编辑工作该怎么进行，什么样的刊物算是一个好刊物，有一点体会。阿来回顾纯文学杂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达了一个繁荣期，当时几乎在四川各个地市州都有一本杂志，比如周克芹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首发在《沱江文艺》，后来再进一步发表在《红岩》杂志，直到拍了同名电影，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才引起全国关注。过去，文学杂志四大名旦有《收获》《花城》《当代》《十月》，当时，还有“四小花旦”《萌芽》《青春》《丑小鸭》《青年作家》，其中《青年作家》还是当时是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杂志之一。今年《青年作家》也迎来了40周年。几十年前的文学杂志是思想的引领，阿来记得在最早的一次《青年作家》会议上，四川大学的两位年轻教师易丹、毛迅说四川小说写得不好，尤其易丹自己还写小说，也是当时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尖锐批评四川作家没有先锋意识，对于社会状况的现代性体察不够，就是乡下人看着自己家里面的一亩三分地，要克服“盆地意识”。阿来也被邀请参加过《青年作家》的笔谈，虽然当时他不在盆地底部，而在三千多米的高原，看得远一点，也检讨了自己。“一个刊物的思想、反映的内容，表面上看是跟文学有关，但是有些时候是文学的一支队伍跟当下社会进程，现实生活的关涉程度，秀才不出门要知天下事，写作入口是小的，但是关涉的问题，写作者背后的大意识，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什么样的编辑是好的编辑？“到了九十年代，全国期刊市场整顿，除了四川作协的几个刊物之外，四川就剩下大概五家合法的文学杂志了，《青年作家》《贡嘎山》《凉山文艺》《草地》和绵阳的《剑南文学》。”阿来回忆，原来办刊就是立足当地文化，培养作家，后来以市场化的名义都去挣钱了，“文化刊物经不起市场的荡涤，对文化的基本责任没了，对文化的基本坚持没了。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也是痛定思痛以后的一个回归，让文学编辑工作回归本位，这样的情况下，四川省文学期刊联盟就诞生了。与政府的支持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有了足够的经费和人员保障，条件也改善了。”此外，阿来还谈到，杂志有一个什么样的主编，主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刊物是有性格的，刊物的性格就是主编的性格，这个主编能不能把自己的理念形成共识，凝结在一起，又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些理解传递到编辑，以及所联络的作家群体身上，这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一方面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另一方面还要联系不同的写作者，发现真正有才华的作家，从作者身上挖掘正面的东西。“我们老抱怨，我们是小刊物，不好办，人家写得好的就去北京上海的刊物发表了，当然了，问题是人家写得不够好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他，为什么从你眼皮底下跑了？我们要问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你没有参与他的成长？所以做编辑不容易，大部分作家是有成长历程的，这个时候他需要发现，他都写得好了，确实凭什么要发在你那儿？”“编辑是干什么的？不是坐在办公室等。”阿来说，编辑跟作家之间，尤其是跟未成名的作家之间，这种交往、发现、挖掘，助其成长，确实是一个要做好却非常有难度的工作。在巴金文学院回忆出版名家的过往“今天我们在巴金文学院开这个会，巴金先生是一个大出版家，现代文学史上好多人都做过编辑出版的工作，比如说茅盾、鲁迅等，始终坚持如一，把自己的出版工作做到那么高成就，确实少有。”阿来说，抗战以前，巴金在上海办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包括巴金自己翻译的外国思想史的文学作品，同时大力扶持青年作家，助其出版大量作品。解放后，巴金又创办了《收获》杂志，而且作为《收获》杂志的终审主编，直到他生命最后一天。这本杂志从创刊那天起，在中国文坛上地位大家有目共睹。阿来谈到了巴金先生从法国归来，做编辑工作的经历，巴金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还没有去法国之前，曾参与过成都一个宣扬新知的杂志《半月》的工作，虽然不是主办人，但参与了编辑采访这样的一些工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的编辑工作，我们的文学刊物，确实在这个社会中是可以起到作用的，当然，今天我们把这个作用理解得有一点狭隘，地方文化培养本土作家，使之形成一支队伍，这个似乎还是一个愿景，只有部分成为现实，但这个编辑工作，如果我们从巴金先生这样一个角度来认知的话，确实更好。” 

历时3年写完《他乡》 她如何拿下丁玲文学奖？日前，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颁发，获奖作者包括著名作家王蒙、阿来、叶兆言等。其中，女作家付秀莹凭借小说《他乡》摘得“新锐奖”。《他乡》是付秀莹历时3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这是花费多年积累的生活经验打磨出的作品，而女主角翟小梨，也代表着自己所了解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女性。“替她们说出肺腑之言”《他乡》讲述了知识女性翟小梨的故事。翟小梨来自芳村，家境并不好，但她凭借自己的天资和勤奋，一路努力往前走。从乡村前往省会，又从省会来到首都，一直在生活的激流中沉浮辗转。她经历过感情的失意，经历过工作中的焦虑，也曾在生活的歧路上进退失据，但最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乡》是付秀莹去年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她如此形容整个写作过程，“可以说动用了我多年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积累，也倾注了我个人的很多情感和心血。”“作为从乡村到城市一路打拼的现代女性，我跟我的同代人一样，有很多心里话要说。”酸甜苦辣难以一言道尽，付秀莹发现，很多感受最后只能成为一声叹息。她最终选择了写作的形式，替她们说出背后的肺腑之言，“或者说，也代她们为这一代人留下人生长途上艰难跋涉的足迹。”书名《他乡》也有类似的意义。在这里“他乡”有着很多不尽的意味，对翟小梨而言，芳村以外的外部世界可能正是她的“他乡”。“其实当初女主人公姓付。”付秀莹开着玩笑，“我就是想淘气一下，故意混淆现实与虚构的边界。后来听从编辑老师的建议，改叫翟小梨。”现代女性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付秀莹看来，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翟小梨确实不只是一个文学人物。《他乡》书封。出版方供图“翟小梨代表着我所了解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女性。”付秀莹身边有不少这样的朋友，也深知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曲折和坎坷，“翟小梨的困境也是她们的困境。”她说，这些优秀的女性朋友，受过良好的教育，不甘于平庸的生活，在生活的磨砺中不断进行自我矫正、自我修复，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心灵也获得了成长。“女性因为性别差异，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许比男性要付出更多的耐心和勇气。”付秀莹注意到，尤其是现代女性，面临着跟男性同样甚至更为残酷激烈的职场竞争，这就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就像《他乡》中的翟小梨，她所遭遇的也是很多女性都有可能遭遇的。付秀莹很想通过这部作品告诉读者，身为女性，最理想的状态是生活稳妥，内心激荡。“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是她自己”有趣的是，由于和翟小梨在求学等方面具有相似的经历，《他乡》出版后，经常有人来问付秀莹，书中的女主人公是不是她自己？“写作时，作家把经验、情感打碎，用文字重新创造出一个活生生的角色。”她没完全否认上述推断，“所以自然可能带着作家的影子。”但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角色，毕竟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还是有区别。付秀莹曾经不停跟人解释“我不是翟小梨”，但后来放弃了。“如果一部作品‘无我’，如何能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她说，“对翟小梨，或许我可以这样说，作家笔下的人物就是她自己。”对翟小梨的形象，也有评论称可以写得更丰满一些。付秀莹说，当时写完觉得是尽力了，这个翟小梨一朝诞生，交给读者，笑骂由之。“坦率说我很久之后才有勇气重读《他乡》。如今读来，竟然恍如隔世。我想，如今再写的话，应该是另一番心境了。”她认为，世事流转，我们都会不断成长，翟小梨也应该不断获得成长。获奖后，付秀莹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下部作品的题材。她说，下一部小说还是会写最熟悉的题材，“近年痴迷长篇，我珍惜这难得的创作体验。”（转自中国作家网）

张炜《张炜文集》（50卷），漓江出版社2020年6月，总定价3880元2020年初推出的《我的原野盛宴》尚在品咂中回味，张炜又出版了新书《斑斓志》，循着苏东坡的生命轨迹，一个顽强抗争、百折不挠的形象在历史尘烟中清晰地显现出来；而由漓江出版社推出的50卷《张炜文集》，让读者更感知到作家思想与诗性的丰富以及创作历久弥新的奥秘，也为中国文学的阅读研究提供了绵密厚重的文本。作家莫言认为，张炜“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家里面，一个勤奋的劳动者，深刻的思想者，执着的创新者”。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清纯——像一潭清水一样，像天籁的《声音》那样一种清纯干净的写作，慢慢地发展到像《古船》那样的厚重、像《九月寓言》那样的华丽、像《刺猬歌》那样的尖锐、像“高原系列”那样的宽阔，张炜的创作脉络是非常清晰的，他在思想上的不断蜕化很值得赞许。写作者应多一些老人心态中华读书报：《我的原野盛宴》可否理解为您的童年记忆？书中描写的那些细节，是完全凭借记忆还是适度增加了想象？张炜：真实的记忆需要细节。回忆细节是追记往昔中最重要的工作。没有细节的记录也就失去了许多重要性，因为事物外部的大关节和粗线条是显在的，许多人都看到了。当然有时候一些事件的大致经过在事后的叙述中也会有较大出入，这也常见。但最难的、让往昔复原、变成簇簇如新的记忆元件，也还是细节。它之难，一方面由于经历了一段时间会淡忘，另一方面大部分人总是习惯于记个大概，疏漏了更具体的东西。可不可以将想象赋予过往，在记录中给予弥补，以便让其变得生动？当然这是一种表达的方法，却是不太忠实的举动。为了细节的再现，为了一种宝贵的时光的刻录，还是要努力地回想，沉浸到那段岁月中。如果真的做到了，就会发现声音回来了，颜色回来了，猫蹲在窗户上，锅里的红薯正喷出扑鼻的香气。中华读书报：作家未必赞成各种贴在作品上的标签，不知道您对《我的原野盛宴》的定位？儿童文学作品？散文？它在您的众多作品中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张炜：将一些文字划归到一种体裁或某个阅读范围中，往往是不重要、或比较无意义的事情，常常起不到好的作用。就劳动来说，随着人类的进步，才有了越来越细的分工：即便是同一种工作，内部也要分得细而又细；专注于某个细部和环节的人，竟然完全不懂得其他，甚至有“隔行如隔山”之感。这种情况在专业技术领域里也许是好的，但如果应用到文学写作中，就会变得荒诞。我们遇到一个除了会写“童话”或“成人小说”，而不会写其他作品的人，会觉得奇怪。写作者在体裁和形式上过于在意，严格遵守它们的区别，反而不能自然放松地写出自己。一些率性自由的写作者让人羡慕，他们有时候写出的文字像小说也像散文，还像回忆录，甚至像诗或戏剧。他们不过是走入了自由的状态，不受形式的拘束，直接我手写我心。至于这些文字为谁而写，可能考虑得并不太多。实际上只要是真正的好文字，有性情有价值的部分，大半是写给自己的，所以会适合各种各样的读者。中华读书报：是什么原因使您创作出这样一部语言华美丰茂、细节生动有趣的作品？张炜：以前遇到一个老人，他每天有大量的时间坐在太阳下，抄着衣袖干坐，时不时擦一下湿润的眼睛。他不与别人说话。人上了年纪以后愿意回忆过去，越是遥远的往事越是难忘，前不久发生的却常常记不起来。他为年轻的自己而感动，为那些纯洁、那些简单、那些不再回返的青春岁月而沉湎。在老年人的生活中，不断地将往昔片段粘贴起来，拼接成一幅大图，成了很重要的一种工作。老人可能在一生的劳作中使用了太多力气，牙齿也不多了，终于不再纵情使性。他现在松弛下来，一切任其自然，没有脾气，看上去心慈面软。不过他的内心仍然有些倔强，还在记恨和藐视一些黑暗的东西。他一旦开口，把心里装的故事、一些念想讲出来，立刻会吸引很多人。一个有阅历的人才有意味深长的故事，才会抖落出一些干货。这好像是一些背时的、老旧的事物，却与当下涌流不息的网络消息迥然不同。一个写作者多一些老人心态，多晒晒太阳，多回忆而少报道，有时不失为一种工作的方法和方向。我一直是一个不太擅长报道的人，所以从很早以前就学习老人，听以前的故事，讲自己的见闻。没有细节的真实只是一半的真实中华读书报：写了几百种植物和动物，统计过吗？您后来又去过小时候生活的林子吗？现在什么样子？您的这种记录是否别具意义？张炜：每个人都有植在深处的幸福、痛苦或哀伤，不过一般都会在文字中绕开它们。但越是如此，越是不能忘怀。有人认为自己一切美好或痛苦的回忆，最深刻难忘的都来自童年和少年。所以它们一定被珍视和珍藏。谁都想好好藏起它们，因为无论如何这都是不可炫耀的。奇怪的是这种隐匿往往很难成功，一不小心就从贴身的口袋里流露出来。于是，讲述开始了，喃喃自语，最终却一点点增大了声音。没有办法，这可能是意志衰退或过于孤独的表现：终于绷不住了，也不再含蓄，只好用诉说赢得缓解。年轻人没有看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林与海，而我则没有看到更早的，没能走进三四十年代的密林。对于我们这两代人来说，当然是各有遗憾。于是，我只能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林海给他们讲一遍。中华读书报：也能从作品中看出林中少年的孤独。孤独中细密而丰富的观察和发现，以及对万物的耐心、善意和热情、专注，尤其是写各种动物的眼睛，以及与它们的倾诉和交流，更令人难忘。孤独，是否也是您的创作要表达的主题之一？张炜：也许我的全部文字中写了太多的残酷，太多的血泪，视角及画面或可稍作移动。它们当各有不同的功用。这一次，我认为更多是留给母子共读的，所以要以专门的口吻、讲述专门的故事。如果要看其他，一切俱在以往的文字中。套一句外国作家的话，叫“生活在别处”。让每一种社会事件、每一种可能性都出现在同一部作品中，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任何一部作品都有自己的美学品质，自己的结构方式和审美诉求，并且要考虑到不同的接受者。写作类似展示，无论含有怎样的“深刻”和“善意”，都是一种卑劣。不仅是给予儿童的文字不能嗜血，不能肮脏和淫邪，即便是给予成年人，也要节制，不然就是放肆和无能。古今中外的大师写尽了人性的残酷和丑陋和变态，却从未出现一些等而下之的、廉价而拙劣的赤裸和淋漓。极度的孤独、贫瘠、悲伤，也可以对应“喧哗”“丰盛”和“欢乐”。在迟钝和愚蠢的懵懂那里，泪水泡坏了纸页他们也视而不见。故事背后还有另一场讲述，但它们止于盲瞽。中华读书报：《我的原野盛宴》的不同章节各具特色，我印象最深的是写《老呆宝》《我是飞人》，写得最为生动有趣，所有细节和情节，都是真实的吗？这样的一部作品，对您来说是否完全不存在什么难度？张炜：“非虚构”这个概念很宽广，可能包含平常所说的“散文”和“报告文学”，但不应包括西方一度流行的“传记小说”，如欧文·斯通他们创作的凡·高等人的书。这样的书看起来极有趣，非常吸引人，但问题是它们的细节乃至于情节是否真实？那些对话及其中的事件和主人公的心绪，都是真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要冠以“传记”？如果是“小说”，为什么前边还有“传记”两个字？所以无论看起来多么激动人心，作为一种写作体裁，好像是站不住脚的。我年轻时看《渴望生活》热血沸腾，它也译为《凡·高传》，但后来知道掺杂了大量想象和虚构，就立刻失望了。有一种被骗感。我们看一些重要的思想及艺术、社会的人物的记录，要求真实可靠，用事实说话。这样的阅读才有意义，才不负期待。如果根据真实人物写成小说，那就直接标以“小说”好了，不能说成“传记”，更不能说成介于二者之间，因为世界上不能有这样古怪的体裁。有人可能说，世界原本就不存在百分之百的真实，对于年代久远的历史人物的记录，也只能依靠资料，那么这些资料是不是完全可靠？是的，但这里边有个原则，即写作者自己要完全可靠，要诚实，要尽其全力追求真实，而不能为了迎和读者去杜撰一些心理活动、一些行为。全力追求真实尚且做不好，如果再有其他想法，事情就会变得更糟。所以现在的一些报告文学、散文，这些必须求真的体裁，有时候反而让读者不能信任，原因就在于体裁的边界已经模糊。有人将这种模糊赋予了高尚的理由，即“自由”和“才华”以及“现代主义”的做派。好像到了现代，特别是到了网络时代，怎样写都可以，怎样编造都允许，因为这不过是“作品”而已。不，写作者虽然明白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却要绝对地去追求真实。这是写作者的原则，是恪守，是底线。除了将情节和基本事件厘清，还要努力寻找细节，因为没有细节的真实只是一半，甚至只是一具躯壳，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细节构成的。那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如果是他人而不是自己经历的事情，怎么寻找细节？回忆也无济于事。从资料中可以窥到一些，但不能想象，他人没有权力进行这种想象。只有自己经历的事情才能努力回忆，从中找出细节。所以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不同或者说原则，就是属于个人的情节和细节的记录，全部责任都在作者自己；而关于他人的，作者只是一个调查者，有时连旁观者都算不上，所以这就极度依赖资料，离开了资料的铺展和想象，就成了有意的虚构。那么写作者关于自己的回忆，也有个诚实与否的问题。不仅是以往的事件，即便是心理活动，这些似乎难以考证的部分，也需要诚实。如果一个人在有生之年尽可能地记下往昔，不仅是那些事情的大致情形，而且还能够还原一些细节，那当是极重要的记录。这就是生活，被“复盘”的生活。按照一位国外大作家夸张的说法：只有记得住的日子相加起来，才叫生活。网络时代，写作要更认真严谨节制中华读书报：从作品中可以看出您少年时期的阅读和写作，为后来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埋下了怎样的种子。成为作家，是您打小的梦想吗？张炜：我遇到的所有写作者都有这方面的故事，都能为自己的工作找到清晰的来路，寻到起因，有个缘起。这种回头追寻，有人换了个文雅的说法，叫“却顾所来径”。是的，所来之径弯弯曲曲，丛林中或大城小巷中、从田野草丛或大山中，哪里都有可能。不过他一定是受到了感召和启发，受到了非同一般的鼓励。写作这种事既平凡而又伟大，“平凡”是指人人可为，它的专业属性或许是最弱的，因为它是生命本来就有的能力和欲求，谁都有这种表达的欲望和需求，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有时候我们观察下来，会发现生活中一个大字不识或依权仗势欣欣自得、似乎与文学毫无关系的人，他们的“诗性表达”欲望原来也是强烈的。他们要生动夸张地强调某种心情和意愿，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进入篇章结构。“伟大”指文学可以是生命最深入最充分、最难以被消磨的记录，是人类完美追求与设计、特别是关于心灵诉求的刻记。它还是人类文明承载和传达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方式。就生命的综合创造强度来说，它可能是需要付出最为繁巨的劳动之一。总之将大量时间耗在书房里的人，一定是有幸或不幸的。不幸是被这种孤独的事业缠上了，转眼就是一辈子，很难解脱。有幸的是如果想得开，不被它的功利性缚住手脚，而且能够自然欢快地从事一些其他工作，那一定是愉快的。用文字写出自己的心情，记下自己的生活，发出心中的诉求，这是文明社会中的要务。网络时代，写作这种事人人可为，也随时可以发表。但也正因为如此，才要极慎重地写下每一个字：更认真、更严谨、更节制。中华读书报：中外很多名作家都写过儿童文学，马克·吐温、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等等，中国作家中张天翼、叶圣陶、冰心等作家的作品，也是儿童文学的开山名著。尽管每个人的创作各有特点，我还是想知道，这一早期的创作经历对于后来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或者说形成怎样的基调？有儿童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有没有共同点？张炜：好作家往往都是天真烂漫的，常常会给孩子写点什么。我们印象中的托尔斯泰是个专注于思考的人，他老人家那一把大胡子就让我们望而却步，好像这样的一位老人玩笑是开不得的。他一天到晚思考的主要是道德和宗教，连沙皇对他都有些忌惮。可是他也为小朋友写下了顽皮的故事，那个著名的人与动物一起拔大萝卜的场景，太可爱了。还有另一个严肃的大诗人艾略特，这个一天到晚坐在一家银行地下室搞金融报表的家伙，竟然为孩子写下了一大束儿童诗，写了各种各样的猫。童心是深邃之心，也是自由之心。作者如果一直能葆有为儿童写作的心情，那么就一定能够保持长盛不衰的写作力。写作深入而愉快，这是一个人的幸运；写作浮浅而焦躁，就很烦人了。强大的责任心和道德感是作家最需要的，但却不能因此而让自己变成一个除了痛苦和愤怒一无所有的人，用波兰作家米沃什的话说，就是变成了一枚“空心核桃”。中华读书报：最近您在漓江出版社出版了50卷的《张炜文集》，印象中这是您2018年以前的全部作品。这次出版对您来说一定是非常重要吧？张炜：一个写作者工作了很长时间，比如说有近50年的创作历史，就希望把自己的文字集中到一起。这是一次重要的反省和总结的机会。每个阶段都会有一些总结，但是把不同阶段连接在一起，就更容易发现自己的短处。对于写作者来说，这种盘点的方式、这种机会，也不是很多，所以会格外珍惜。这个时刻所觉悟的东西是非常宝贵的，这将促使他好好打量自己，弥补不足，然后翻开新的一页。

核心阅读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作家要在广阔的天地间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扎进这片供他生长的土壤，让自己的根系发达、蓬松，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长成不一样的风景这些新生活，这些新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同样，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讲故事的目的是寻找知音，不仅是中国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讲好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更多读者所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记者：你的早期小说天马行空、浓墨重彩，最新小说集《晚熟的人》更加平实朴素，娓娓道来，紧紧牵引读者的注意力。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小说艺术风格变化背后，伴随着怎样的创作理念转变？莫言：生物不断生长，作家也不例外。年轻的时候激情澎湃，或是怒火万丈，或是柔情万种，带着一种夸张的东西进行艺术创造。随着读过的书越来越多，见过的人越来越多，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越能用更加成熟平和的态度观察和理解事物，全面客观地呈现要写的现实。过去语言上最喜欢浓墨重彩，大量地使用形容词，渲染自己的感受。现在觉得过多的形容词和描写会成为理解故事和人物情感的障碍，反倒是平淡朴实的语言更能直入人心。对情节的处理也是这样，过去会抓住每一个“有戏”的情节大加渲染，很多地方把话说尽，现在是话到笔下留七分，只说三分话，越来越体会到海明威《老人与海》里老渔夫跟一群群鲨鱼搏斗时那种白描式的描写更有力量，更能给读者留下广阔的再创作和想象的空间。我18岁时跟一位老师傅做学徒，打铁时他对我的提醒就三个字：低后手。后边这只手要低下来，锤面才能平整地落到铁上，如果后手高，锤面跟铁接触是有角度的，做功面就小了，效率低而且锤不平。我老忘不了这三个字，干事就像打铁一样，心态放平才能把事做好；心态放不平，老是翘着、斜着，事是干不好的。打铁要低后手，写小说也要低后手。“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功课”记者：100多年来，电影、电视等新艺术媒介层出不穷，数字化、互联网等新传播技术一日千里，文学“讲故事”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被视听艺术所取代，这种新的媒介格局促使人们思考：文字的优势在哪里？文学独有的魅力是什么？莫言：讲故事是小说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但要把故事讲得引人入胜、韵味无穷，确实大有学问。集市上两个说书人说同样一段书，悬念迭出、活灵活现的那位通常门庭若市，平铺直叙、语言干巴的那位多半门可罗雀。相比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之所以不可取代，关键在它的语言魅力和讲述技巧。鲁迅小说可以反复阅读，唐诗宋词可以再三吟诵，因为每次诵读都会产生审美愉悦。而一部优秀小说翻译成外文却少人问津，很可能是译者只翻译了故事，把语言的韵味丢掉了。作家应该有强烈的语言追求，把锤炼具有鲜明风格的语言当作毕生的功课。尽量让自己的语言更准确、更传神，能够在一个新的用法里，让很普通的词焕发出它内在的光芒，达到能被人理解却不产生歧义的陌生化效果。如果你的故事够好，叙事的技巧高明，语言本身也非常有美感，那么你的小说就容易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作为文学工作者，我们还承担着一个特别重大的责任，就是丰富和发展我们民族的语言。一个文学家首先是一个对本民族语言做出贡献的语言学家，他丰富了我们的母语，使我们的母语更带感情色彩，更有表现力，更婉转、更美好。你想想鲁迅、老舍、朱自清……我们现代汉语就是在这些文学大师的经典作品基础上构建和丰富起来的，他们的作品构成了现代汉语的基石。“在邮票大的乡土上挖一口深井”记者：正如鲁迅小说里的“鲁镇”，老舍笔下的“北平城”，你的小说里有一个永远的“高密东北乡”，从事创作几十年来，你不断把这个“邮票大小的地方”讲给国内外读者，作家的“故乡”究竟有什么魅力，吸引着那么多读者？莫言：有的作家一辈子写他邮票那么大的一块乡土，却挖出一口深井，冒出旺盛的泉水。受此启发，我生发出一个雄心——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世界地图上很难找到这个地方，但在世界文学地图上，应该有一个“高密东北乡”。现实的乡土是根，文学的乡土顺着这条根不断生长。家乡养育了作家，也养育了作家的文学。作家生于斯、长于斯，喝了这个地方的水，吃了这里的庄稼长大成人。在高密东北乡我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在这里接受教育，恋爱、结婚、生女，认识无数的朋友，听过无数的故事，这些都成为我后来创作的重要资源。但作家的真实故乡和他笔下的故乡，区别是很大的。一个人要连续地写作30年，个人经验无论多么丰富，都会很快耗尽，这就需要不断开扩生活面，以更加包容的眼光来看待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不断地从外部世界汲取写作的素材——把别人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把别人的故事当作自己的故事，再加上自己的加工想象，使创作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气象，并形成自己的文学世界。记者：正如你所说，每个作家的经验都是有限的，每个作家都不希望重复自己、重复别人，而是希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莫言：这是一个作家一辈子的事情。创新首先来自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早些年我坐火车从高密回北京，需要十几个小时，现在只要四个小时。国家发展很快，社会也发生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作品里描写的很多乡村人物形象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一批具有时代感的年轻的人物形象，出现在乡村、城市以及各个领域的舞台上，这给作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丰富的、多样性的创作资源。作为生活的艺术反映者，作家会产生很多新的想法。说起创新，我想起作家史铁生一句话：新的角度决定于心灵的观看。这话听起来有点绕，却意味深长。每个人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一般人看问题的角度比较固化，但作家看问题的角度应该千变万化。写作者心眼儿一定要活泛。所谓活泛，就是不断地调整角度，既借助外物观照内心，又借助内心观照外物。这些新生活，这些新经验，给我们提供了观照内心的新角度；同样，我们内心的新角度亦能发现事物到底新在何处。这也许就是新的文学。“人类共通情感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记者：你的创作多取材乡村生活和民间文化，受地方戏曲等民间艺术影响很深，同时你上世纪80年代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受到世界文学潮流的影响。莫言：我们这一代作家是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往前走，曹雪芹、蒲松龄、巴金、老舍、赵树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巴尔扎克、雨果都是我不曾谋面的“导师”。改革开放后，拉美文学传到中国，对我们这些8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我很快就清醒认识到，对外国文学的学习不能止于模仿，真正的借鉴是不留痕迹的。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要创造中国的文学，必须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在中国的历史文化里寻根，也要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丰富的素材，只有不断地向生活索取，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我们要有紧密贴近现实的热情，也不能让生活把我们淹没，要沉下去再跳出来，这样才接地气又有高度。到底什么是一个作家的高度？好作品里面有未来。作家塑造的人物形象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超越当下的东西，他就是有思想高度的，即便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曹雪芹作为封建时代破败大家族的后代，他的主观立意是要为他逝去的繁华、富贵唱挽歌，但他不自觉地塑造了像贾宝玉、林黛玉这样反抗封建文化、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人物，体现出超越那个时代的进步性，这就成为《红楼梦》的高度。作家要在广阔的天地间开辟出一个属于自己的阵地，扎进这片供他生长的土壤，让自己的根系发达、蓬松，源源不断地吸收营养，长成不一样的风景。这就需要作家自觉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记者：作为一个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读者的作家，你认为文化差异怎样影响文学的传播？文学怎样讲好中国故事？莫言：几十年前，我记得母亲给我女儿喂饭的时候，每当她盛一口饭往孩子嘴里递，我母亲的嘴巴也下意识地张开。后来，我发现我女儿喂她女儿的时候，她的嘴巴也不由自主地张开。之后，我去欧洲几个国家，也特别注意观察给孩子喂食的那些母亲的嘴巴。我发现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母亲，她的嘴巴都会下意识地张开。这个细节就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基础，也说明为什么我们的艺术作品经过翻译依然能够打动人。人类的母子之爱、父子之爱等基本情感是相通的，这是艺术交流的心理基础。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同国家的语言、历史、文化不同，导致对人和事物的认识、看法不同，甚至会造成一些误读。尽管如此，人类基本情感是一致的，审美观念大部分也是能互相理解的。我们的作品一方面要用文学的方式表现这种文化差异和人性方面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诉诸人类基本情感，发挥文学的特长写出立体的人，以此沟通心灵。讲故事的目的是寻找知音，不仅是中国的知音，也包括世界的知音。把故事讲好最重要的是真诚、真实。真诚是真情实意而不是虚情假意。真实不是“一毛钱等于十分”这样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情感的真实、细节的真实。这样的作品才能够被更多读者所理解，才能打动他们、影响他们。

今天的中国作家，要做到对现实有总体的、历史的、全面的把握和思考，就必须从党的创新理论入手、出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指明的道路一个作家，要对这个时代的乡村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把握，就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锤炼“四力”。这既是一个态度问题、责任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方法问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这场脱贫攻坚战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显著改善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历史的新篇章。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国作家是在场者、参与者，是满怀激情的书写者，秉承着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薪火相传的优良传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奔向小康的路上、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与人民同心同行，书写了一部部讴歌历史伟业、凝聚人民力量的优秀作品，为人民的奋斗、民族的奋进留下炽热而凝重的记录。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工程专门设立“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主题专项，实施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定点深入生活项目中大力支持脱贫攻坚题材、乡村题材创作。反映脱贫攻坚伟大斗争、反映新时代乡村面貌的文学作品正在形成创作潮流。一大批优秀报告文学领风气之先，《经山海》《战国红》《海边春秋》等一批小说获得广泛关注。到今年年底前，一批反映全面小康、脱贫攻坚的作品将集中面世。中国作家奔赴全国各地，和人民一起，感受着决胜的豪情，记录着决战的历程，向这个奔涌着力与美的时代交出一份份答卷。面对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面对变化中的中国乡村和伟大的新时代，我们的书写才刚刚开始，还有更美的风景召唤我们去描绘、更高的山峰等待我们去攀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的科学理论。今天的中国作家，要做到对现实有总体的、历史的、全面的把握和思考，就必须从党的创新理论入手、出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自觉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指明的道路。面对新时代新乡村，只有深刻领会“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深刻领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领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我们的整体视野才能够提升，写作的根基才能牢固，下笔的基调才能明确；才有能力由树木看到森林，穿过纷繁交错的表象，牢牢把握主流和方向，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认清时代的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一个作家，要对这个时代的乡村有更深刻、更准确的认知把握，就必须真正做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在这个过程中锤炼“四力”。这既是一个态度问题、责任问题，也是一个能力问题、方法问题。写一个在乡务农或外出务工的农民，我们是否对他的日常行动了如指掌？能否为他的收入支出算出一笔“细账”？事实上，我们对人的理解、对社会生活的理解，恰恰就建立在这些看上去枯燥乏味的细节上。这就要求广大作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觉结构。长期以来，深厚的乡村题材书写传统在我们头脑中形成预设的、定型的认知模式，使得我们在面对乡村时，往往轻率地、想当然地展开想象和抒情。实际上，即使书写对象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作家所面对的也是整个世界，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科学的、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各种知识，都要进入我们的视野。只有当我们形成了对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而准确的认识，我们的想象才是有力的而不是粗暴的，我们的情感才是真切的而不是虚浮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除了身入，更要心入、情入。真正伟大的作家，他的力量正在于其个性的宽阔，他有能力爱自己，更有能力、有热情去爱他人，能够在情感上深刻地贴近人民。在这方面，前辈作家为我们做出了光辉榜样。柳青在陕西长安县生活了14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今天，深入生活的方式与柳青那时可能有所不同，但柳青的根本经验没有过时，新时代的乡村召唤着新的柳青，就是要一方面胸怀全局、胸怀大势，另一方面身入、心入、情入地深入人民生活。认识新时代的乡村巨变乡村，究竟意味着什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明的高度认识乡村，强调“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乡村以及乡村社会，之于中华文明的存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乡村，文学界的朋友们大概是非常熟悉的。即使是那些一直生活在城市的作家，都在心灵深处珍藏着田野和村庄。在现代以来的文学记忆里，我们曾与许多村庄相遇，文学作品中那些地理位置不同，自然条件、风俗文化各异的乡村，成为我们心中乡村的典范，丰富了我们关于乡村的想象和认识，以至于有评论家断言，乡村题材是中国作家表现最为优异的场域。何以如此？因为中国的根在乡村。费孝通先生曾经提出“乡土中国”，也就是说，在我们心目中，文学作品里的一个个乡村，其实就是中国的缩影。一代一代中国作家，包括我自己，都是通过乡村、通过农民，开始对中国、对时代有了深入的体会，都从或长或短、或直接或间接、或来自亲身或来自书本的乡村经验中获得了丰厚的滋养。然而，仅仅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是不够的。在不少作品里，我们也常常看到，作者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这样的写作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小的距离。去年，我去了内蒙古和新疆的农村，也去了湖南的十八洞村。这些乡村召唤着我的乡愁，从经验和情感上让我意识到与祖先、与传统的深刻联系。但同时，村子里那些正为脱贫攻坚而战斗的村民和干部，他们的辛劳和自豪、他们的心劲儿和向往，又使我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村庄是面向未来的，正在向着新的历史前景展开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创造。作为作家，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所面对的，是变革中的、内涵丰富且外延广袤的新时代的乡村世界。无论从人员的流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去分析，还是从观念意识的变化、生活风尚的更新来观察，一种新的乡村，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和想象中从未有过的乡村，正在这个时代形成和崛起。当下整个中国正在进行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是一场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伟大社会实践，对中国、对全人类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诗经》里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农耕文明，被渴盼了几千年的梦想将在这一年实现。古今中外，没有哪一次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目的的国家行动，有如此之大的规模、涉及如此广泛的群体、取得如此之多的卓越成果，中国的成功实践为人类消除贫困的艰巨斗争贡献了宝贵的智慧和经验。当历史的磅礴运动正在改变和塑造着社会与生活的时候，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大势，对每一位中国作家都是一个根本的考验，谁站得高、看得远，谁的文学才会有高度，谁的文学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塑造新时代的新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真正解决“我是谁”的问题。作家在深入生活的过程中，通过参与人民群众创造新生活的实践，获得对自我与世界的新的认识，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人民的事业，从而完成自我的锻造、主体的重塑。这样的作家，深刻地扎根于人民创造历史的进程之中，就能从历史发展的大势、从民族复兴的大局看待现实和未来，就会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信心，而不会仅仅盯着某个局部、盯着暂时的困难，陷入消极悲观的情绪；就能敏感于时代的大潮，对社会进步与发展满怀热情，而不会自我隔绝，满足于同行之间的互相唱和、满足于小圈子的内循环。这样的作家，就会把个人的命运同祖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把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居乐业作为自己奋斗终生的目标。只有当作家在历史的洪流中成长为强健的主体，他才能够真正地写好“新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斗争，正涌现出无数新的英雄人物。书写塑造这样的“新人”，是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光荣使命。书写“新人”，就是要在人物身上，挖掘出历史前进的总体脉络与内在必然，呈现出新时代的精神特质与精神高度。这样的“新人”形象，扎根在生活的土壤之中，承载着作者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与洞察，无时无刻不在与时代对话、彼此建构。他们在展开自己故事的同时，也传达着一代人的信念和梦想、呈现着时代的形象与意义、勾勒出历史的逻辑和前景。新时代的中国乡村，意味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型，意味着如潮不息的城乡互动，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广泛联系，指向历史与未来的生成和运动。书写新时代中国乡村，归根到底，就是写我们命运与共的伟大祖国，就是写我们生逢其时的伟大时代，就是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梦想。在这样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中，广大中国作家一定能够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书写一部部新时代的“创业史”，登上风光无限的新高峰。（转自中国作家网）

两会“艺”起聊系列访谈之一吉狄马加：好作品既反映个体经验，又要具有人类意识首期做客两会“艺”起聊的嘉宾，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吉狄马加。推动现实创作 助力脱贫攻坚记者：今年两会，您有哪些比较关注的议题？吉狄马加：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以及疫情结束后的经济发展是我今年非常关注的议题。当然，我也一直很关注文化建设，特别是如何更好地提高文化产品质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的精神食粮。希望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能给予更多政策上的倾斜和资金上的支持。记者：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作协今年的重点工作？吉狄马加：作协会紧扣脱贫攻坚主题，推动现实题材创作，支持作家深入生活、扎根生活，创作一批能够反映时代特色、体现人民精气神的作品。另外，近年来，网络文学总体发展态势很好，但质量参差不齐。作协专门成立了网络文学中心，研究这些新现象。在我们发展的会员里，也有一定比例的网络作家。今年会继续积极广泛联系网络作家、新兴写作群体，努力为他们做好服务。记者：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您创作了诗歌，也参与了战“疫”主题作品朗诵会。在非常时刻，作家应该承担起哪些社会责任？吉狄马加：作家要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给人们带来力量。在疫情面前，医疗工作者、人民解放军、基层工作人员辛勤付出，我们应该反映他们的奉献精神和人性的美好。站在时代前沿 练就精湛技艺记者：优秀作家应具备怎样的素养，才能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吉狄马加：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思想家。作家必须站在时代前沿，面向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中外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品，都深刻地反映了作者所身处的时代和人民的生活。当然，作家还应该有精湛的技艺。文学不是简单的口号和概念，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统一在一起的，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最终将被时间和读者所淘汰。记者：文艺创作要注重创新，您认为文学的“新”应体现在哪些地方？吉狄马加：文学的“新”，是反映崭新的生活、新人、新事物，不是简单的标新立异。内容的“新”是生活和时代提供给我们的，而形式上的创新则需要我们去探索。记者：近年来，诗歌创作、出版、传播等非常活跃，《中国诗词大会》等文化节目也引发了老百姓的诗词热情，怎么看这种“诗歌热”？吉狄马加：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偶然。当下生活节奏很快，而人是需要精神生活的。“诗歌热”当然是一件好事，这是人的精神需求的一种表现。我们就像坐在高速的列车上，很难看清窗外的事物，而文学和诗歌就如同“减速玻璃”，让我们心灵的步伐放缓。记者：在自媒体发达的时代，很多人喜欢在个人社交平台上记录平日生活中的见闻和感悟，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吉狄马加：有很多人参与写作，当然是一件好事，但不等于优秀的作品没有标准，也不意味着参与的基数大就必然会产生精品。作家的出现与时代、生活以及个人的禀赋有关。大浪淘沙，最后留下的作品才是经典。建设文化强国 维护文化品牌记者：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和其他各国的文化交流越发频繁。您认为中国文学、中国作家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吉狄马加：好的作品一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质，但又能超越民族和语言的局限。真正做到“走出去”，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好，既反映个体的生命经验，又要具有深刻的人类意识。记者：近年来，在您的推动下，国内涌现出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成都国际诗歌周等精品诗歌活动。举办这些活动的初衷是什么？它们为城市带来怎样的变化？吉狄马加：我曾参加过一些国外的国际诗歌节，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很受启发。在很长一段时间，著名的国际诗歌节主要集中在欧洲，甚至经济还相对落后的拉丁美洲也有自己闻名于世的国际诗歌节。中国有几千年的诗歌历史，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自己的国际诗歌节呢？中国日益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我们不能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失去自己的话语权。诗人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他们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不同的民族的心灵交流。我想通过诗歌交流的方式，让更多国外的诗人看到中国的发展变化，这是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第二个出发点，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要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方面影响世界，同时我们还应该在文化上有与我们国力相称的文化影响力，而文化影响力常常体现在一个国家有没有自己的文化品牌。就像法国戛纳电影节，马其顿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等国际文化品牌一样，坚持办下来，成为一种传统。青海湖国际诗歌节被列入世界七大国际诗歌节，这样一些国际诗歌品牌我们一定要倍加珍惜，不能只凭一人之力来推动，而是靠机制和共识去维护，靠时间去积累和沉淀。第三，带动诗歌文化的普及，提升城市的品质。国际诗歌节是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同时，它也是建设公共文化的一种重要载体，诗歌节不仅仅是诗人的盛会，更是人民的节日。记者：有些网友觉得诗歌读起来有门槛，难以理解其精髓。可否为网友们推荐一些诗歌作品？吉狄马加：经典诗歌浩如烟海，我不想先入为主地推荐。目前古今中外有定评的经典诗歌，建议大家都应该去读一读。而且我觉得，读诗，不必太纠结“懂”或“不懂”，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例如，如果你阅读歌德的《浮士德》感觉有困难，那不妨先阅读一些通俗易懂的诗歌。诗歌选择读者，读者同样也在选择诗歌。

“2020年1月18日，现代速度的高铁刺穿凛冽的夜色，向着疫情正在失去控制的‘震中’武汉呼啸而去。”熊育群的长篇非虚构作品《钟南山：苍生在上》（《收获》长篇专号2020春卷），就从钟南山登上驰往武汉的高铁那个时刻写起。一个与现实零距离的题材，如何让文学性不被坚硬的现实埋没，让艺术在接近纷纭社会时不至于窒息，就必须要有飞扬的灵魂。钟南山是个公众人物，几乎没有虚构的空间。而真实的东西往往会有种种限制。但作家创作并非无所作为。这部作品把笔触深入到钟南山的内心世界，对他的精神与情感进行了大胆挖掘，并且打破时空，将人物置身于尖锐复杂的背景与宏大的视野，以文学的力量复原某些重大时刻，记录历史，留下现场，并对此进行深刻反思。本报特邀作家熊育群和《收获》杂志副主编、也是作品责编钟红明作了一次对谈。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钟红明：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波及众多国家与人群、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在《燃起黑色的春天》一文中你曾写道，你“突然理解了战争年代弃文从戎的文人”。是什么让你决定写一部关于钟南山的长篇非虚构作品？熊育群：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是人类的一场大灾难，是我们这一代人遭遇的瘟疫。“瘟疫”以前只是一个遥远的无关乎自己的词，其实它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世界的另一面突然被我们看到了。一队队医护人员纷纷奔赴一线，我就像个围观者，无力感、无用感是自然而然的一种感受。特别让人不安的是，已经84岁的钟南山深夜赶往疫区武汉，他那张高铁上仰头小憩的照片让我非常感动，也特别难受。12年前我采访过他，写过他的报告文学，这些年也特别关注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广东作协作为任务要求我写钟南山。我现在在江门市委宣传部挂职，为创作五邑侨乡的长篇小说下去的，宣传部也希望我来写，我自己也有写的冲动，于是，联系钟南山的助理，他也表示支持，我便一头扎下去，开始了创作。钟红明：近一个月你夜以继日进行这部作品的创作，交稿后修改的次数之多，也是我做编辑以来第一次遇到。作品最后达到的完成度，塑造出的饱满、立体、多层次的钟南山的形象可圈可点……我觉得，这样短的写作时间，背后一定有长时间的积累。熊育群：我写作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大都是晚上二点才上床，写得脑子就像发热的转子，还会胀痛。我从来没有这么辛苦过。现在用脑久了，还有后遗症。熬时间只是一个方面，最麻烦的是我写的是正在进行中的事情，它时时都在变化之中，就像这次疫情最初暴发，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谁也无法想象！事情有了转变，之前的表述尺度就得修正，新的事实出现了，又得补充，不准确的地方还要修改。写作总有结束的时候，而疫情至今仍未停止，还得采取某种写作策略。我天天关注新闻，搜寻信息，我不想放过任何细节。《钟南山：苍生在上》把钟南山放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来写，我也想通过写钟南山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历程写出来。毕竟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重要的事件。如果说厚实，也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随着对人和事认识的加深，思考也更加深入。至于钟南山本人的情况，一是我非典后有过深入采访，从他那里得到了不少材料，这些年也在长期关注着他。他的助理苏越明在十分忙碌的情况下，也一直在帮忙回答我的问题。我还采访了钟南山团队中的医生，到了他工作的医院广医一院。钟红明：这部作品有六个章节，你写到了大量钟南山的过往经历，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婚姻和爱情，他在英国留学，他在非典中的经历……这是出于什么考量？是要写出一个人的脉络和土壤吗？熊育群：事实上这有些传记写作的特点，我想把他的一生呈现出来，当然是有重点有选择的。只有把他的人生写透了，才能写出钟南山为何敢医敢言，才能理解他的性情、胸怀和作为。我不想神化任何人，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自己的缺陷，我只把他当普通人来写。但人比人确实有高低，有的人令人高山仰止，有的人唯利是图，正因为如此，钟南山的出现才显得珍贵无比。“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钟红明：如果从《钟南山：苍生在上》概括出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时间与空间”。作品一开始就采用了时空交错的方式进行描述：“抗击非典那年他67岁，今年84岁，17年的岁月仿佛一眨眼就溜过去了，只在青丝上留痕，秋霜似的白发笼在他的额头。想不到耄耋之年还要与病毒交战。”这样的交叉、联想、对比、反思，通篇都有。为何这样结构？熊育群：一方面，非典、新冠这两次大的疫情钟南山都是重要的抗击者。其二是反思的需要，反思需要对比，需要回顾。譬如相似的境遇，我把新冠肺炎时期的重大事件与钟南山当年非典的遭遇放在一起写，把时间抽空，这里就有非常多可以反思的地方。钟红明：第二个关键词——“泪水”。这次疫情中几张钟南山的照片，深深刻入我的记忆。其中一张，他眼睛里盈满泪水、嘴唇紧紧抿着……这部作品开头，你写下诗句：“子夜/昼短夜长/书写一位耄耋老人/那一夜匆匆行色/何以连接了万家哀哭/他的眼泪/落成一个国家的泪水。”为何你几次写到他的泪水？熊育群：非典时期钟南山经历的比现在难多了，但我从没有见过他落泪。这一次，他多次泪目，都是真情流露。我一直在想，非虚构作品塑造人物，如果只是写他的行为，不能写到他内心的情感与精神，这样的人物是难以写活的，也写不深，读者也会没有感觉。既然是文学作品，我完全可以写他的情感与精神，虽然这是我在写，但并非完全没有依据，这个依据就是现实的逻辑和我对他的认识与把握。流泪就是他情感最强烈的时候，自然是重点。钟红明：第三个关键词——“挫折”。在一般人想象中，钟南山出身医生世家，人生之路应该鲜花朵朵，但作品里最震撼我的，恰恰是命运给予他的远非常人能承受的苦难和挫折，例如：我们只知道他打破全运会纪录，却不知道他首先遭到全运会预选落选；他在山东乳山乡下劳动，脚踝严重伤病；他的家庭发生惨痛变故；他回到北京后无法从医，只能烧锅炉……我尤其记忆深刻的是，当钟南山终于调动回到广东的那天晚上，他的父亲问钟南山：你今年多大了？钟南山说：35岁。父亲轻轻地说：哦，35岁了，真可怕！那是多大的期望，又是多深的失望。35岁这一年就成了钟南山人生的一个分水岭……他43岁去英国留学，首先遭到的也是不信任和拒绝，非典时期他更是承受巨大压力……但每一次，钟南山都从危机中崛起。我觉得，那便不是所谓的命运和偶然，而是个人的主动选择和承担。熊育群：钟南山一生充满挫折，这是当初我也未曾想到的。这些挫折他自己也难以忘怀。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上进心、事业心，他走不到今天。强者，大成就者，挫折就是人生的阶梯，有挫没有折；寻常人，一挫就折，挫折就是他一生的失败，一生也难以走出痛苦。命运谁也不能选择，但奋起一定是个人可以主动选择的。钟红明：第四个关键词——“敢医敢言”。众人知道钟南山的名字，是2003年在央视的节目里，他顶着压力，道出了非典疫情的真相。2020年的新冠疫情，公众又是从央视听到钟南山首先说出“有人传人现象”。他几乎成为国人的“定海神针”。你觉得“敢医敢言”背后，他的底气是什么？熊育群：是病人。他不说就得死人。而钟南山心里是装着病人的，他是个仁医。每到这个时候，他并非不害怕，他只要想自己就是个医生，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钟红明：第五个关键词——“记忆”。你在后记里说：“他也将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为什么你会用“时代的记忆”来概括钟南山的存在？熊育群：因为新冠疫情如此大的灾难，是个历史事件，将来一定会被后人说起。显然，最重要的人物缺少不了钟南山。钟南山是值得书写的。他活着就是一个历史人物了。写作者有责任记录他、写好他。他的所作所为，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他的出现，是我们时代的幸运！钟红明：现在人们避用“报告文学”而是用“非虚构”，我个人觉得，背后是一种文学观的差异。我注意到你以往的作品，无论是人文地理类的，还是虚构类的长篇小说，你都首先进行了大量的实地采访，甚至到国外进行追踪采访……为何会经常采用这样“费力”的写作方式？熊育群：我认为这是写作的常态。我这样做并不代表我不重视虚构，不重视想象，恰恰相反，我要让自己的作品充满想象，甚至是魔幻。但这想象不是胡思乱想。只有符合历史与现实逻辑的想象才震撼人心。有些事情需要反向相求。只有离开才懂得相聚，只有失去才懂得得到的滋味，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文章的细节是来自于生活的，它充满了生活的气息，有着现实的力量。钟红明：当人们说到阿来是在汶川地震十年后写出《云中记》，其中包含着时间流逝过程中，情感与理性认知的沉淀。你认为非虚构作品如何避免“速朽”？熊育群：阿来的《云中记》是小说，以真实事件为题材的小说，通常要有个消化过程。我这部作品是非虚构，时间因素显然要比小说重要。非虚构作品完全可以在第一时间创作，也可以在事情过后的不同时间段写作，各有各的优势。但是不是速朽跟很多因素有关，作品好是硬道理。有抱负的作家都会希望自己的作品不会速朽，也都为之而努力。

时间来到4月的开始，在湖北武汉，人们正在为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做着最后的准备。东湖边的各种花木次第抽芽、绽放，预示着又一个春天如约而来。然而，就是在刚刚过去的两个多月里，一场由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猝不及防地改变了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于这个春天，他们已经等待了太久、太久。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李修文就生活在这座城市中，这段日子他和每一个普通的武汉人一样经历了从“不知发生了什么”到“战疫情”的惊心动魄，从听号令宅在家中到后来下沉社区服务他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开始不断地思考：面对疫情，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又应该为这个社会多做些什么？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的日常生活记 者：从疫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快三个月了，首先我想问问这段时间您的日常生活大概是怎样的？李修文：实际上，我的日常生活并未太多偏离疫情发生之前我的个人规划。疫情之初，大量的时间还是用在了读书和创作上。今年，我要在《当代》杂志开设一个谈论中国古典诗词的专栏，还要写作一部电视剧，原本就打算在过年期间完成剧本大纲和分集梗概，现在看来，都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些刚刚经历的日子，仔细想来具有特殊的意义，不仅是我，每个身陷疫情中的人都一样，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的日常生活，本质上，它们其实就是调整和重建：我们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也调整和重建了自己的生活。记 者：这种调整和重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能量，那么对您来说，不管是实际的生活状态、情绪，还是阅读、写作等等，这次疫情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李修文：要想梳理清楚自己的改变，我估计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能得出结论，这也是这次疫情不同于别的疫情之处。我们的诸多方面都在相当长时间里、在疫情持续的行进中接受了考验。而且经此一役，我们也应该对它有重新的认识：就一个个体而言，如何抚平伤痛，如何重建生活？我觉得一个写作者应该跟随这样的人和这样的时刻。对于我来说，我最有感触的，便是勇气的建立。你要冷静地首先去尽一个人的责任，去掉虚饰，更诚实更有力地去面对疫情；作为一个写作者，你如何坚持尊重文学规律，用好自己手中的笔。那么，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为这个社会多尽一份力所能及的责任？我想，这些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记 者：现在疫情逐渐好转，我们也看到湖北和武汉已经开始逐渐为走上正常的生产生活轨道做着各种准备，应该说这是特别来之不易的。就您所看到的和体验到的，目前大家对生活的重新启动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李修文：一方面，我当然和所有武汉人一样，为武汉逐渐正常起来而喜悦，但老实说，我也有一种隐隐的担心。据我所知，太多人正在谋划着如何去迎接春天的最后部分，甚至正在谋划着通过一场狂欢来摆脱之前的抑郁，但这正是危险所在。疫情的烈度虽然降低了，但它还将在很长时间里伴随着我们，我们是从这场疫情里走出来的人，不能再将它带给我们的教训丢弃在一旁了。作为真实的人参与抗疫，也获得了更丰富和切实的体验记 者：除了宅在家里之外，在疫情的后半段您就下沉到社区去了，能不能谈谈你们每天的工作是怎样的？李修文：不仅是我，据我所知，湖北省的许多作家，在第一时间就下沉到社区去从事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且，我们这边有个特殊性，就是因为身处疫情中心，很多作家本身就是医护人员、警察和社区工作者，所以他们一直战斗在第一线。就我个人来说，开始天天在家里，后来就想看看能不能也出去做点事，所以就出去了。一开始，我的工作和别的下沉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区别，分配给你什么，你就去干什么。后来，因为湖北省作协对口支援的小区规模不小，有2000多户，各种基本生活物资相对匮乏，我的工作就变成了以筹措物资和隔离用品为主，就是去想办法弄来口罩、防护服和米面油这些。虽然涉及物流问题，弄到任何一点东西都很艰难，但是成就感也很大。在写作者这个角色之外，毕竟我们作为真实的人参与了对疫情的抗争，我也获得了更为丰富和切实的体验。记 者：的确，身处疫情中心首先你要尽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的责任，然后才有其他身份。我看到很多湖北作家包括作协、刊物的朋友，都参与到了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中。在疫情发生的前后，湖北省作协都做了哪些工作？李修文：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湖北作家在整个灾情期间，该坐着的时候坐着，该站起来的时候全都站起来了！就湖北省作协而言，我们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是组织，二是引导。疫情一开始，我们就组织了全省100多位作家参与的主题文学创作计划，如前所说，因为身处疫情中心，很多作家战斗在抗疫第一线，所以许多作品都充满了最真切的处境和细节，既饱含热泪，更饱含尊严。其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始终注意对作家创作的引导，那就是，从根本上要使你的创作对得起死难者，对得起守卫者，所以，对于一些重点的题材，我们特别派出了重点作家，在相当早的时候就深入了进去，在对采访、对创作的讨论等方面，我本人也参与了进去，这些作品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作为结果呈现出来，但我对他们的这些成果充满了信心。一个作家的尊严，就是在作品中建立人之为人的尊严记 者：我看到您还主编了一本《战“疫”书简》，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这本书的特别之处是写信的既有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社区工作者、记者、志愿者，也有坚守在家牵挂亲人的父母、孩子和友人；既有武汉本土的作家，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教授、导演、主持人、科普工作者等。当时怎么想到主编这么一本书，有没有什么细节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李修文：我自己这些年的写作，正是得益于和普通人的相逢与相互见证，毫不夸张地说，通过他们，我感觉一个时代内部的人格力量浇灌到了我身上，既改变了我的字词，也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去跟随普通人的心灵，于我而言大概就是一种最朴素的直觉。在社区下沉的时候，每天让我感动的事情太多了。就说我那个社区的书记吧，之前我们就加了微信，她的微信头像也用美图软件修过图，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风雪中从大货车上往下搬菜，本人和头像完全判若两人。后来我才得知，疫情一发生，她就没回过家，而她是个单亲母亲，孩子的情况如何她根本顾不上。于是我就问她，你给孩子写过什么东西吗？没想到她还真的在微信上给孩子发去过一封短信。现在，这封短信就收集在我主编的这本书里。若干年后，我们和下一代如何共同回顾这场疫情，共同回顾我们在这场斗争中所亲手捍卫的希望与尊严？我觉得，这些普通的书信即是最好的凭证和纪念之一。古人说“以诗证史”，这些信背后是一颗颗心，它们同样具有证明历史的力量，我本人也从这些信中再次感受到了这个时代内部的人格力量。记 者：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很多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一个身在武汉的作家，您将来会不会写一些文字呢？文学该如何面对这次疫情？李修文：事实上，我在之前写下的关于古诗词的那些文字中，已经触及了这场疫情。比如我看见了一个女儿追着车叫妈妈的视频之后，情难自禁，就去梳理了古诗词中关于母亲的作品，写了一篇《致母亲》，已经在《芙蓉》杂志上发表，后续还会有一些以这场疫情为背景的文章发表出来。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会在写作上正面进入这次疫情，确实也思考了很多，如此真切的体验，如此巨大的冲击，我不可能不去思考它。但是，一个作家的尊严，就是在作品中建立人之为人的尊严，这种建立既包括你如何更深入地去体察、去将心比心，更包括你是否有能力建立与社会重大事件相匹配的美学和叙事。所以，如何去写这次疫情，如何写得更好，会是一个我长期思考长期面对的问题。 

刊物的生命力取决于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访谈 何平   杨晓升《北京文学》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何平：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北京文学》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50年，但我觉得和今天《北京文学》关联性更大的重要起点是《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的1980年前后。现在文学史上经常提到的这一时期《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经典作品很多，像《在静静的病房里》《话说陶然亭》《内奸》《爱，是不能忘记的》《风筝飘带》《丹凤眼》《受戒》等等。一下子集中出了这么多好作品，显然和大量的文学期刊没有复刊和创刊有关系，《北京文学》占了时代的先机，也顺势成就了刊物关注时代、介入现实的传统。虽然今天的文学刊物不是同人刊物，但主编的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刊物的趣味，你资深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的从业经历，正好和《北京文学》的精神传统暗合，甚至你在《北京文学》发表的《中国科技忧思录》都可以看成《北京文学》上个世纪末“忧思”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杨晓升：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和改革开放初，那时候全国各地的文学期刊已经如雨后春笋复刊或创刊，《北京文学》之所以能在那个时候发表了大量优秀作品，一是因为刊物对首任主编老舍、赵树理文学理念的传承——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和对读者的尊重，半个多世纪以来，刊物一直提倡发表雅俗共赏、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同时那个时期编辑部先后聚集了李清泉、林斤澜、周雁如等一批优秀编辑前辈，而北京首都文化中心的地位，也使《北京文学》在新时期文学得天独厚，占了先机。直至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探索，90年代末期影响巨大的“忧思语文教育”问题讨论，正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我6万字的报告文学《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刊发在《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当然也属于《北京文学》那段时间忧思系列的一个组成部分。何平：熟悉《北京文学》的人都知道《北京文学》在林斤澜1986年担任主编后曾经有一个先锋文学的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成功地推出了余华，从1987年第1期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到1989年第2期的《往事与刑罚》，余华在《北京文学》还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现实一种》《古典爱情》等重要作品。当然从《北京文学》一贯注重发现和推荐文学新人的传统上，可以得到一种解释，主编、编辑的趣味和时代文学风尚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杨晓升：确实，刊物的风格说到底主要是主编的风格。林斤澜任主编的那个时期，新时期文学正经历嬗变，作家的创作方式正由过去的单一转向多元，先锋文学也正是那一时期的产物。从文学的总体格局和发展需要看，我以为这种变化是可喜的进步，一个健康的文学的生态，作家的风格和创作方法应该是多元的、多姿多彩的，惟其如此，文学才能真正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学也才能得以真正的繁荣与发展。但具体到某一个刊物，不可能包罗万象、众声喧哗，办成大杂烩，而应该选择其中的一种风格，让刊物内容和风格相对稳定，进而促进读者的相对稳定。今年是《北京文学》创刊70周年，总体上讲，《北京文学》自创刊以来，一直是以传统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主的，林斤澜任主编时，文学的多元发展以及他个人的趣味，使得刊物出现对先锋文学的关注与探索，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余华也正是这个时候进入《北京文学》的视野的，他的创作有着明显的先锋色彩，同时也显露出创作的才华，但即便不是主编的趣味使然，发现新人、扶持新人一直是《北京文学》的责任与传统。所以余华被《北京文学》发现并推介，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再者，对新人的发现，才华和潜力是编辑部考量的主要因素，所以相对更加宽容，即便他提供的单篇作品与刊物的总体风格上不很吻合，只要是他作品显露出独特的亮光与特质，编辑部也都会区别对待、唯才是举的。何平：你是先做《北京文学》的作者，然后2000年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做执行主编的。世纪之交，正是文学期刊的生存很艰难的时刻。你为什么偏偏在那时候作出这种选择？杨晓升：这时候作出此种选择，首先是出于自己中学时代对文学的热爱，可以说是多年的文学情结使然。再则是那时候全国的文学杂志大都处于低潮，低潮的原因一是媒体的蓬勃发展和文化的多元，让读者在文化消费方面有了多种选择，文学杂志再不可能像伤痕文学初期那样一花独放、洛阳纸贵，由此带来的文学杂志读者分流、发行量日益萎缩的局面，是自然而然的事。但在我看来，低潮意味着机会与重生，文学独特的魅力决定了文学期刊在琳琅满目的文化市场中必定会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我以为，面对文化环境已然发生的变化与转型，此一时期文学期刊自身普遍仍缺乏应有的自我觉醒和自我反思，普遍存在闭门办刊、孤芳自赏的现象，甚至怨天尤人或抱怨读者。而我认为，文学杂志既然是公开发行的刊物，首先是为读者办的，应该将读者放在首位，作品的好坏和刊物的好坏，首先必须交由读者检验，作家的创作和刊物的出版，都应当力图为大多数读者所喜闻乐见，惟有如此，文学杂志才会有生命力。我选择到文学期刊工作，正是出于此种判断和考量。何平：你是从2001年开始对《北京文学》进行改版的。在此之前，《北京文学》曾经有个几次大的栏目调整。1996年，增设了“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1998年，又增设“思想者访谈”；1999年和2000年增设的栏目更多更杂。这些努力试图矫正和改变传统文学刊物的按文体几大块的僵化的栏目组元方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话题性的当下性和公共性、对话性很强的“世纪观察”和“百家铮言”栏目，凿通了文学界、知识界和大众读者之间的壁垒。你对《北京文学》这几年的栏目调整怎么看？你的改版从这些调整中得到启发了吗？杨晓升：正如我上述所言，我到《北京文学》任职之前的一段时间，《北京文学》其实也已经感知外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在文学关注现实、以期赢得读者关注方面，也已经进行着新的探索，这种探索的姿态是值得肯定的，这当中包括对传统文学期刊普遍按文体划分栏目的打破，但更重要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与介入。中国有众多的文学期刊，但千刊一面的面貌多年不变，所以打破以文学体裁划分栏目，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之前的多个栏目当然对我也有启发。但同时，我以为，对于读者来说，栏目只是分类的标签，关键是你是否能为读者提供有益且有感染力的文本，所以无论何种栏目和体裁，作品自身的感染力才是最最重要的，在杂志的栏目确定之后，刊物必须全力组织作品，保证每期都有达到栏目要求的高质量作品，这样才能形成读者对每期杂志的阅读期待，假如作品不能持之以恒，时好时坏，再漂亮的栏目也只能是空壳，刊物不可能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到《北京文学》之后的改版与改革，正是基于刊物之前的探索与启发进行的，同时我认为栏目不应太多太杂，确定了就应当保持相对稳定，也不能三天两头变，而应当集中力量抓好每期的作品与质量，近二十年来我一直是这样要求编辑、也是这样做的。何平：我对照了2001年《北京文学》改版之后列年的栏目设置，到现在为止，基本变化不大，像“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榜”和“真情写作”、“新人自荐”等，从栏目的命名就能强烈地感觉到“读者在场”的预期和预设。我也注意到改版之后《北京文学》第4期有一篇短文提到了《北京文学》改版备受关注，并且把关注的原因归结为“以其内容的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实，当时除了《北京文学》也有一些文学期刊走亲民路线，但都没有能够做得长久，比如《湖南文学》改版的《母语》，还有当时影响很大的《文友》，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独独《北京文学》能够坚持到现在，而且影响越做越大，以至于2003年又创办了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杨晓升：哈，这可能是我没有离开《北京文学》、一直主政《北京文学》的缘故吧（笑），我热爱这个杂志、没有离开这个杂志（纵然有多次离开和晋升的机会），没离开当然就能一直坚持做到现在（笑）。杂志最怕动荡，最怕三天两头换主编、变封面换栏目。我以为，一家成熟的、有生命力的杂志，首先是因为找对了方向，确立了正确的编辑方针和办刊策略，然后专注、投入，一心一意、下大力气抓质量组织作品，并且要持之以恒，要随时倾听各界读者的意见，精益求精，不断改进，但绝不能受界干扰，在别人说三道四指手划脚的时候（这种情况往往会出现在改革初期），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和编辑定力。上世纪90年代，之所以有一批文学杂志不断改版、三头两天变幻花样，最终大都无疾而终，正是因为缺乏这种编辑定力。2003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的创刊，则是顺应了那个阶段《北京文学》的改革，顺应了杂志向读者、向市场靠拢的大方向。何平：文学期刊对时代的顺应，并非仅仅是纸刊内容生产的，要图变，自然要扩张到刊物的内容生产之外的整个文学生活，这些方面，《北京文学》这些年做了很多配套性的改革，想请你具体说做法。杨晓升：《北京文学》的改革和改版，首先是确立了刊物为读者办、为读者着想的大方向，围绕这个大方向，我们建立了严格的管理考核制度，调动全体编辑员工，兢兢业业、扎扎实实抓质量，比如强化每期杂志重点内容、重点作品的组织与策划，坚持稿件三审制度；比如要求编辑可以有自己的审美倾向，但绝不能以个人好恶选择稿件，选稿要服从刊物的大局和需要，要善待每一位作者，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最大限度杜绝关系稿人情稿；比如规定本社员工一律不准在自己刊物上发表或转载作品（工作需要的评论除外）；比如编辑必须审读自然来稿，审稿和发稿的情况每月纳入编辑考核（内容包括审读来稿数量、稿件刊发后的反响等），同时刊物设立“新人自荐”栏目，每期专门发表编辑从来稿中发现的优秀小说处女作；比如加强与读者互动，开设“作家热线”“纸上交流”“文化观察”等读者参与的栏目，征集读者的评刊、意见与建议，每年策划大众文化话题开展专题征文、吸引读者参与；比如每期新刊出版，都调动编辑在本社的网页、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和一些报纸宣传推介新刊内容要目。在电子阅读方面，《北京文学》是全国文学期刊中最早与新浪文化合作推出专题专版的文学杂志，也是最早与龙源期刊网、知网（中国电子期刊）、万方数据网等电子平台合作推广电子阅读的文学杂志。除了保持传统的邮局发行、二渠道等方面的销售，2017年始，我社又开办了北京文学微店，同时与全国最大的网上杂志订阅平台杂志铺合作，开展网上订阅和销售刊物。总之，要办好一本杂志，必须确立刊物的办刊方向，建立一套科学严格的考核制度、构建一个从组稿、编辑、发行、宣传等方面的全方位系统。主编所要做的，就是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严格有序的管理，最大限度地确保这个系统的正常运转，一期接一期地编辑、制作出对读者有吸引力、让读者有阅读期待的高质量产品，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不断推出精品力作和文学新人。这也是办好一本杂志的必由之道。【原载《文艺报》2020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