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晚，由重庆市川剧院创排的川剧《江姐》在山东省会大剧院演出。这场演出是鲁渝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之一。记者前去采访时看到，演出现场观众反响热烈。看完这台用四川方言演出的大戏，观众被红岩精神深深打动，也被原汁原味的川剧艺术感染。
江姐的故事，大家非常熟悉。文艺工作者先后创作排演了歌剧、京剧《江姐》等多种多样的艺术作品，并拍摄了电影《江姐》。歌剧《江姐》，早已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经典作品之一。其中的经典唱段《红梅赞》，更是广为传唱。
有众多经典《江姐》作品在前，再创作一台川剧很不容易，尽管重庆是故事的发生地。写什么内容，不算难，故事就摆在那里；怎么写，怎么演，怎么呈现，能做到不平淡，有新意，才是最大的难点。川剧《江姐》搬上舞台后，参加了中国艺术节并斩获文华大奖，足以证明这台川剧大戏的成功。
在川剧《江姐》中，经过戏曲化改编的《红梅赞》也是主旋律，“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四度唱响。每当听到这熟悉的唱词，一枝傲雪迎寒正在盛开的红梅，一片巍然屹立坚贞不屈的红岩——这样的场景就会浮现在观众眼前。革命者对信仰的忠诚，不怕牺牲的豪迈，对光明未来的坚定信念，通过画面展现出来，通过旋律传递出来，看了令人心生敬意，听了让人热血沸腾。
令人称道的是，川剧《江姐》在不断打磨提升过程中，于川剧特有的川语川话、川腔川调、川音川韵里，还成功融进了很多新内容。比如，该剧吸收党史研究的新成果“狱中八条”，并在剧中进行了比较充分且自然的展现。这也成为该剧的亮点之一。
查阅党史资料，记者了解到更多细节。“狱中八条”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70多年前，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300多名革命志士，为了总结斗争经验教训，开始征求意见，展开讨论，争取有朝一日向党报告。江姐（江竹筠）口拟了一份讨论大纲，这也成为后来“狱中八条”形成的基础。经过多次深入讨论，汇集起来的意见逐渐完善、成熟。
从狱中脱险后的罗广斌，即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凭借记忆把意见整理出来。1949年12月25日，即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狱中八条”共八条3000余字，就是根据报告的第七部分“狱中意见”提炼而成。
到了1989年，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萧泽宽等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这份报告，并加以整理和挖掘，这就是现在大家熟知的“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分别是：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切勿轻视敌人；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严格进行整党整风；惩办叛徒特务。
这是一份珍贵的党史资料、一份厚重的党性教材、一份沉甸甸的政治嘱托，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在今天看来，依然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
在川剧《江姐》中，狱中革命者讨论“狱中八条”的场景获得戏剧化呈现。当江姐走向刑场英勇就义前，舞台背景屏上打出的画面，就是竖行书写的完整的“狱中八条”内容。在演出现场，观众面对此情此景，感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加入这个情节，如点睛之笔，为川剧《江姐》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新意，深化了戏曲主题，并赋予了时代价值。这台大戏也因此更加站稳了脚跟。
在艺术表现方面，川剧《江姐》的写意化表达，也别具匠心，别出新意，别有味道，令人印象深刻。让记者感觉特别新鲜的，是“绣红旗”情节的舞台表现。这一部分“大写意”的艺术处理方式，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创新程式之灵巧用心，又于收放开合间传达出了人物情感的多重变化。
在小说《红岩》中，“绣红旗”是一个特别精彩也特别激动人心的段落。当狱中的同志们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旗是五星红旗时，决定把珍藏的一面红旗拿出来，绣成一面国旗，虽然她们都没有见过五星红旗到底什么样子。五星红旗绣好后，大家请江姐“来宣布胜利的到临，也请你揭开这象征黎明和解放的战旗”。
小说中这样写道：
“好吧。”江姐双手接过红旗，迎风一抖，五颗晶亮的金星，立刻随着红旗飞舞。江姐高高地亮开红旗，无畏的声音里充满着幸福的感情：“让五星红旗插遍祖国每一寸土地，也插进我们这座牢房。”
这一段故事，小说里讲述得特别生动，也充满感情，读来特别激动人心，鼓舞人心。此后的文艺作品，只要是提及江姐，无论是哪种艺术样式，“绣红旗”都是不可或缺的桥段，且都会花费很多心思进行浓墨重彩的艺术处理。
事实上，小说中“绣红旗”的情节，已经在现实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处理。当它被搬上戏曲舞台时，艺术家们又进行了写意化改编。我们通常所见到的，一般是在舞台上展开一面巨大的红绸，江姐和狱友们一起围在红绸四周，以“飞针走线”的虚拟动作和造型画面完成绣旗的场面。这种表现方式，很形象，很妥帖，适合舞台表演，也被观众广泛认可。
川剧《江姐》再进一步，采取了更加写意化的艺术手法去表达。剧情发展至此，整个舞台变成了一面红旗，江姐等以一段长长的黄绸子为“线”，通过牵着黄绸歌舞表现“绣红旗”的过程，最后将黄绸折成一个大大的五角“金星”。以“折金星”来表演“绣红旗”，令人感到新意盎然，同时形成了很强的视觉和情感冲击力。演到这里的时候，演员们有一个短暂定格，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对于这样的处理手法，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熊源伟评价甚高。他认为，艺术贵乎独创，川剧《江姐》在这个情节的表现上，以“线”代“旗”，从而“将它（注：虚拟的意象化的表现）推向极致”。
熊源伟分析，重庆市川剧院的这个创新是有基础的，他们是“从熟悉的唱词里另觅新意，寻找新的处理动机”。“绣红旗”这段唱的开头四句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这四句唱词里说到了红旗，还说到了针线，而且是两次说到针线，开宗明义便是“线儿长”三字。那么绣红旗的场面处理，其支撑点除了是旗，可不可以是线？以“旗”为支撑点也罢，以“线”为支撑点也罢，都只是虚拟的意象化的表现，谁都不会真的在台上绣旗。以“线”代“旗”，也非常好地完成了唱词中的意境：“千分情万分爱，化作金星绣红旗”。
熊源伟进一步解释说：在几次（川剧《江姐》）研讨会上，“拥红派”与“拥黄派”有着热烈的讨论，我是坚定的“拥黄派”，我的理由是：顺应一种思维定势很容易，打破一种思维定势很难，在艺术创造上，我支持一切创新思维，哪怕它有瑕疵，哪怕还不够精美。一大堆具体的羁绊，敌不过一次创意的跨越。履险涉奇，不走平坦的老路，逆向思维，破除固化的陈规，这是艺术创作的不二法门。川剧《江姐》绣红旗，以“线”代“旗”，领异标新，值得为之点赞。
关于“写意”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绘画领域，既用来指绘画表现形式，也被用来评画。唐代吴道子善画人物，所画人物衣袂飘举，如风拂动，因而有“吴带当风”之誉。至晚年，吴道子笔力更加遒劲，虽用简笔勾勒，笔下人物依然神采飞动。唐代画家张彦远在评论吴道子的画时说：“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离披点画，时见缺略，此虽笔不周而意周也。”这个评论，正是赞赏吴道子的“写意”功夫。后来，戏曲界把写意借用过来，用以界定戏曲的美学特征。
中国戏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冉常建在论述戏曲写意美学原则与写实因素的结合时表示，戏曲在本质上是写意的。写意和写实是两种不同的美学原则，两者都要求对生活做出提炼、概括并达到典型化。它们都遵循生活的内在逻辑。与写实不同的是，写意在提炼、概括生活时，强烈地改变了生活的外在形貌，超脱了客观生活外在表象的真实，从而形成了“变形传神”“离形得意”的特点。写意要求在“变形传神”的基础上达到“形神兼备”。
川剧《江姐》在“绣红旗”情节的处理上，在“离形得意”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与实践，在我们熟悉的川味里又添了几分不一样的麻辣鲜香：这台川剧，味道很不错！